槟代表团赴狮城 与柔新参与大旗鼓游行联合申遗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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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m1114a 联合筹备并呈交大旗鼓游行提名表格(ICH-02)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联合申遗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图为出席者合影。

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行政议员黄汉伟指出:“马来西亚将与新加坡合作,共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大旗鼓游行(Chingay),以期将其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次合作,是继卡峇雅(Kebaya)之后,马新两国再度携手,共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黄汉伟表示:“我本身在10月飞往新加坡参与新加坡旅游博览会(ITB Asia) 时,亦会晤了新加坡国家文物局(Singapor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并就文化遗产事项交流”。

黄汉伟补充到:“马新已进入提名档案的准备阶段。槟城、柔佛和新加坡三地将紧密合作,共同完善提名档案。提名档案呈交后,槟州政府也将与联邦政府密切配合,持续关注并不遗余力地推动大旗鼓游行申遗事宜”。

2024年11月初,一场旨在联合筹备并呈交大旗鼓游行提名表格(ICH-02)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联合申遗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与会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师、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马来西亚国家文化遗产局、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新加坡人民协会、槟城大旗鼓游行社群代表以及柔佛古庙游神社群代表。

此次研讨会汇集了国际专家的专业知识以及大旗鼓游行地方社群的智慧,为大旗鼓游行的申遗工作迈出坚实的一步。奠定了稳扎的基础。与会者围绕ICH-02表格,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为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设计的专用表格,深入探讨了申遗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以及文献。此外,为期数天的联合申遗研讨会上,与会者就Chingay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传承方式以及面临的挑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此次研讨会为推动大旗鼓游行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为马新两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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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行政议员黄汉伟前往新加坡会晤新加坡国家文物局首席执行官章慧霓,就文化遗产事项进行深入交流。

黄汉伟表示:“为助力大旗鼓游行申遗,并为其申遗之路添砖加瓦,槟州政府派了代表团,参与11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联合申遗研讨会。代表团成员包括槟州大旗鼓公会副总务黎维雄、威省大旗鼓游行筹委会秘书梁景量以及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行政议员黄汉伟特别事务官兼槟州大旗鼓游行筹委会财政王展造 。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总经理洪敏芝博士亦出席上述会议。”

在马新联手为大旗鼓游行申遗的过程中,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正因如此,槟州大旗鼓游行筹委会主席黄汉伟也将向新加坡国家文物局以及新加坡妆艺大游行主办方 – 新加坡人民协会发出邀请,诚邀新加坡的大旗鼓游行联合申遗伙伴前来参与并观摩今年秒于槟城乔治市举行的槟州大旗鼓游行,加强两国在申遗项目上的交流与合作。

今年威省大旗鼓游行定在12月21日举行。槟島大旗鼓游行则定在12月28日举行。

除此之外,黄汉伟也指出:“槟州大旗鼓公会亦受邀于2025年2月初,即农历新年期间,前往新加坡参与妆艺大游行,进行表演。届时,我们将组建一支技艺炉火纯青的大旗鼓表演队伍,乘坐巴士南下,带着高杆大旗,越过新柔长提,将槟城这一独特的文化瑰宝带到狮城盛大亮相,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交流” 。

黄汉伟指出:“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联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Chingay”以期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Chingay”作为槟城,柔佛与新加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却各有千秋,各具风采。槟城,柔佛与新加坡的“Chingay” 在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和发展历程上都有各自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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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行政议员黄汉伟特别事务官兼槟州大旗鼓游行筹委会财政王展造与新加坡举行的联合申遗研讨会上讲述槟城大旗鼓游行的史料。

黄汉伟补充到:“Chingay的名称无疑源自闽南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传承的过程中,Chingay一词衍生出不同的定义解读,其含义逐渐丰富起来。人们对“Chingay”的理解多种多样,有人认为它指的是游行队伍中精心打扮的“妆艺”;也有人将其解释为展现“真艺”,既精湛且令人拍手叫好的技艺;而道地的槟城人则更习惯用闽南语“Jin Eh”来形容,意为“真的很厉害”。毫无疑问,“Chingay”表演者的精湛技艺,尤其是高杆抛大旗的惊险表演,总是令人叹为观止,令人不禁捏一把冷汗”。

“新加坡,槟城,柔佛三地的Chingay游行皆表演形式多样,都包括舞狮、舞龙、杂技、花车、民间艺术表演等传统项目。近年来,随着文化的融合和现代化,这些表演形式也增加了现代艺术元素,如各类舞蹈、花车灯饰秀等。虽说如此,槟城,柔佛,新加坡三地的Chingay也有着各自的特色。新加坡的Chingay(妆艺大游行)为庆典活动,注重现代化表演,如花车巡游与各形式的艺术表演;柔佛的Chingay(柔佛古庙游神)则宗教仪式性强,于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举行,供奉潮州人的元天上帝、福建人的洪仙大帝、客家人的感天大帝、广肇人的华光大帝以及海南人的赵大元帅;槟城的Chingay(大旗鼓游行)则以惊险刺激,扣人心弦的高杆抛大旗表演名扬四海”,黄汉伟补充道。

黄汉伟说:“槟城的大旗鼓表演者,必须抬起一根32至40英尺长的竹竿,竿顶上挂着一面25英尺宽的大旗帜,以精湛的技巧和精准的动作,将大旗抛起并平衡在身体的不同部位。或悬于下颚,或抵于额头,或搭在肩上,或挽于颈后,让旗帜在风中飘扬。引人入胜的槟城大旗鼓表演精彩绝伦,让每一个看客都倍感惊心动魄,屏息凝神地看着大旗鼓表演者做出险象环生的动作,并在大旗成功传递并平衡后兴奋不已,拍手叫好”。

黄汉伟续说:“虽说槟城大旗鼓游行以让人不禁拍案叫绝的高杆抛大旗表演著称,但槟城的大旗鼓游行却不仅限于高杆抛大旗表演,而是涵盖多种文化元素如马来武术,印度舞蹈,花车游行,单轮脚踏车表演,舞龙,舞狮,墓碑兄墓碑嫂夫妻吵架表演等琳琅满目。槟城大旗鼓游行内容丰富多彩,参与人群涵盖各个族群的男女老少,尽显槟城多元包容的城市风貌,百家争鸣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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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为槟州大旗鼓公会副总务黎维雄、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总经理洪敏芝博士、威省大旗鼓游行筹委会秘书梁景量以及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行政议员黄汉伟特别事务官兼槟州大旗鼓游行筹委会财政王展造组成槟城代表团前往新加坡参与大旗鼓游行联合申遗研讨会。

黄汉伟也说:“槟城大旗鼓游行历史悠久,其起源甚至可追溯至19世纪末。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旧报章上,便能找到关于槟城大旗鼓游行的相关记载。以1883年9月20日的《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为例,该报详细报道了槟城举行的“Chingay”游行,并吸引了众多海外华裔前来观赏。值得一提的是,报道将“Chingay”称之为“Thanksgiving Procession”(感恩游行),将其重要性与西方的感恩节相提并论。其他的史料还有1919年11月12日的《海峡时报》报道、《槟城新报(Penang Sin Poe)》与《亦果西报(The Straits Echo)》于1900、1911、1919以及1928年对于槟城大旗鼓游行的报道。由此可见,槟城大旗鼓游行的历史源远流长,已根深蒂固,并代代相传至今”。

对于槟城大旗鼓游行的发展历程,黄汉伟指出:“大旗鼓游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式微,反而在槟城这片文化沃土上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最初,大旗鼓是槟城华人社区为庆祝神诞或重要节庆(如大伯公诞、观音诞)而举办的传统庆典活动,以敬神为目的,兼具宗教仪式和民间庙会的文娱表演性质。时至今日,槟城大旗鼓表演已逐渐转型为一项由槟州政府大力推广的旅游盛事,每年将成千上万的居民与游客聚集到槟城的街头巷尾观看大旗鼓游行。这一盛事将各族裔的精彩表演汇聚一堂,生动地展现了槟城多元文化的勃勃生机。随着大旗鼓游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槟城各族裔民众对这一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积极参与其中,学习相关的表演技能”。

黄汉伟指出:“早在2012年,大旗鼓游行已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凝聚集体身份认同和共同回忆的重要象征。如今,槟城大旗鼓游行不仅是社区活动,更受到州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这项传统活动不再局限于华裔社区,而是吸引了各族群的积极参与,展现出槟城多元文化融合的独特魅力”。

对于马新两国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大旗鼓游行申遗一事,黄汉伟表示对此抱持乐观态度。他相信凭借马新两国的携手努力,大旗鼓游行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可能性极高。